阿哈湖位于贵阳南明区，这里不但是贵阳市民休闲踏青的天堂，也是城市供水的主要水源地之一。游人一多，就给贵阳饮用水源保护带来巨大压力。于是乎，贵阳紧急发出一纸通知：从5月1日起，市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职工，禁止到阿哈湖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游玩。(5月5日《华西都市报》)

　　    这一“游湖禁令”成为舆论焦点几乎是个必然。本来，游湖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干部也好，机关职工也罢，在非公务时间，他们就是普通公民，不但应尽到普通公众的义务，也享有普通公民的权利。阿哈湖若不对外开放，所有游客均应被拒之门外。若要控制景区游客人数，也应遵循先来后到，或以预约的方式推行。独独禁止公务员“游湖”，等同于剥夺了一个特定群体的特定权利。

　　    对于贵阳的公务员们而言，他们需要找回的，是他们的既有权利。对于更多的公众而言，他们需要警惕的，是地方政府赋予某一群体特定责任和特定权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今天贵阳是在向公务员发出“禁令”，明天贵阳就有可能向公务员发出“特权令”。

　　    “特权”固不足取，“特责”亦不足行。贵阳“游湖禁令”之所以引发争论，就在于反对者立足于“权利平等”的应然，而支持者却立足于“权责一致”的实然。持后一种观点的潜台词似乎在说：公务员在现实中已享受了因其特殊身份而带来的种种“特权”，为什么就不能给他们一些特定的义务呢？

　　    要回应这种质疑，就必须清理既存的并不合法也不正当的“公务员特权”，比如“公车私用”，“公款旅游”，“公费吃喝”及种种并不正当的公务员特定福利。这些“特权”很多时候以“潜规则”的形式潜行于世，于公众而言，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而于一些地方政府而言，却是一层难以被捅破的“特殊的纸”。质疑者试图以“特责”对应“特权”，实则是对以法治权，尤其是以法治“特权”的信心不足。

　　    “平等权”的落实既应从公务员的“去特权化”开始，更应从限制地方政府非法赋权或非法赋责开始。贵阳“游湖禁令”，看似约束公务员，实则注定无法执行———景区怎可能对来往游客一一查验工作证件，并对“人证合一”的公务员说“不”？如果“游湖禁令”只是一场“禁令秀”，那么针对公务员群体的特殊赋权就令人担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