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有些具有根本性意义的信息往往会被淹没在无聊信息的大海里。我担心最近关于国民阅读状况的调查很可能属于这种状况。

　　据我国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连续6年持续走低，国民阅读率首次低于50%；与此同时，与前三次调查结果相比，个人读书时间增加的比例显著减少。调查还显示，识字但每年连一本书都不读的人，“没时间”和“不习惯”是两个最主要原因。

　　如果单独看待这一调查的结果，恐怕我们未必能看清它所传达的信息具有何种重要意义。事实上，如果联系到社会结构的转型、多年来我国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大、文化硬件建设的豪华奢侈趋势、在大国心态中急剧膨胀的民族主义情绪化行为，以及大众流行文化对塑造国民精神生活所起到的作用等等方面来认识，国民阅读状况的不断退化就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发展态势。

　　我们目前面临的发展模式的转型意味着对于国民素质的更高要求，意味着更迫切地呼唤理性思维和观念更新，意味着知识生产与传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而国民阅读状况与这些方面都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如果我们说“阅读关乎国运”，似乎是言重了，但说“阅读是国民进步的基础”则当是合适的——国民的进步难道不是首先体现在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的提高吗？

　　但是，虽然我们都知道国运的盛衰系乎于国家制度和国民素质，也会同意读书明理对于两者的作用均不可以忽略。然而，非常危险的是，“国民阅读状况”这样的概念在关于社会发展水平的估计中根本无法与GDP概念相比，因而其存在问题的严重性几乎是不被认识和重视的，它永远只是作为关于文化建设的一个较为虚泛的话题而已。

　　另一方面，如何能够扭转和改变目前这种国民阅读的颓势呢？历史上许多文化名人都说过类似“读书使人进步”之类的睿智格言，它们在许多流行文化的书刊中和在很多学校的墙壁上也并不鲜见，但在现实中，这些格言对于匡扶一个民族的阅读颓势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呢？又比如，各种读书节、读书日之际在报刊上发表一些读书感言，其疗效恐怕也是很有限的。

　　很显然，如果没有在教育、公共文化建设、文化产业、新闻传播等方面的制度安排的锐意改革，如果没有在社会生存环境方面的良性互动，国民的阅读风气和水平是根本无法培养和提高的。比如说，在应试教育和社会唯文凭论一直甚嚣尘上的日子里，有多少学生会有高远的心志和坚强的毅力去阅读那些并无实际功利可言的经典著作呢？最近我读到广州市一位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在面临中考的时候写的一篇题为《读哲学》的读书感言，真是很有感触。香港大学去年发表了一个有关全球学生阅读能力的研究报告，指出阅读的兴趣需要从小培养——问题是，我们目前的教育制度是在扼杀还是鼓励培养这种兴趣？

　　毫无疑问，国民阅读状况调查应该受到高度重视；政府的有识之士应该从制度安排和公共资源分配等方面作出具体而有成效的努力；民间社会各界也应该以各种资源和多元角度积极推动国民阅读水平的提高。(作者李公明，广州美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