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正由国务院扶贫办草拟的扶贫标准调整办法，将把过去的底线抬高，其出发点在于不仅关注贫困人口维持基本生存所需要的收入，还将考虑他们在教育、医疗保障方面的支付能力。如果这个贫困线提高至年收入约1300元的初稿，最终得到国务院认可，全国贫困人口将由目前的4000万增加到8000万。(4月13日《重庆晚报》)

　　这个1300元的新标准，是按照日收入1美元的“国际标准”计算的。尽管“新标准”仍是一个相对较低的国际标准线，而且仍面临居民消费指数不断走高的严峻挑战，但无论如何，从1985年我国确定以200元作为贫困线，到现在达到“国际标准”，足以表明政府在对待贫困人口的问题上，所保持的政策连续性与一贯性，也表明让更多贫困人口分享社会发展红利的信心与承诺。

　　对此次正在草拟的扶贫标准调整办法而言，更值得关注的还在于，该办法除了关注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所需，也考虑了他们在教育、医疗保障方面的支付能力。这意味着中国扶贫至今，开始逐渐以权利扶贫，改变过去那种仅限于解决“收入性贫困”为主的扶贫路径。

　　正如世界银行副行长尼古拉斯·斯特恩所说，贫困其实是一种多维现象，收入和消费结构准确地说，更应该看成是贫困的结果，而不是贫困的精确度量。因此，世界银行2001年1月重新定义了“贫困”，认为贫困主要由以下三个特征构成：第一是缺少机会参与经济活动；第二是在一些关系到自己命运的重要决策上没有发言权；第三是容易受到经济以及其他冲击的影响。一言以蔽之，权利贫困才是贫困的主因。我国放开农民工外出打工的限制，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成功也是最大规模的扶贫政策”，其实质正是于公民流动权利的归还。

　　此次扶贫标准调整所考虑的贫困人口教育、医疗保障方面的支付能力，可以视为一次向基本权利保障索要扶贫成果的努力。教育公平被称为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公平，它是让所有人实现起点公平的保证之一。同时，生命权被称为基本的人权，而医疗保障对公民的生命权也有着不可缺失的意义。如果失去这两个最基本的权利，公民必将沦入绝对贫困的渊薮。也正因此，保障贫困人口在教育、医疗方面的支付能力，并且穷一切手段来保障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应成为扶贫以及维持扶贫成果必须依赖的路径。因此扶贫到最终，必然是由关注收入性贫困转向权利性贫困的问题。

　　在日前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全球尤其是中国的粮价、房价和油价的走势成为热门话题。贫困人口作为抵御包括物价在内社会风险能力最低的群体，让他们如何安身立命，有尊严地生存，不光是权利本身的命题，扶贫的命题更是文明与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当改革开放之初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已经成为现实，如何让所有的人实现共同富裕，让所有仍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不至于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被抛弃，应成为当前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正在草拟的扶贫标准调整办法，或许能更完整地体现这样一种承担与承诺。